8月，雪域高原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扎溪卡草原上，漫山遍野如火如荼地盛开着格桑花。
 　“没有经过10个月的霜雪，开不出扎溪卡的格桑花。”人们用这句当地的民间谚语形容来自内地的税务干部邓波，称他是扎溪卡草原上盛开的最绚丽的格桑花。
　　20岁那一年的7月23日，邓波开始了他的高原之旅。那一天，怀揣着分配至石渠县税务局的通知书，邓波乘坐长途客车从成都平原出发，沿着那条以遥远和艰险闻名的川藏线前行，只觉得山越走越高，路越走越远，阳光越来越炽热，空气越来越稀薄……整整颠簸了5天，终于到了石渠。
    至今，邓波已经在石渠工作了15年。在这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被人称之为“生命禁区”的雪域高原，邓波付出了人生最美的青春岁月，忠实践行着“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税务工作宗旨，从一名普通税务干部成长为石渠县国税局副局长，谱写了一曲忠诚事业、奉献高原的青春之歌。从2001年起，邓波先后被授予“四川省民族地区先进工作者”、“四川省劳动模范”、“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我知道，离不开石渠了

　　
    石渠，藏语谓之扎溪卡，意思是雅砻江源头。这里位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川、青、藏三省区交界处，距离成都1050公里，距离邓波家乡蓬安县1200多公里。
　　1992年7月，邓波从四川省税务学校毕业分配到石渠。当时，他最怵的就是这个远。
　　“父母在蓬安，他们身体不好，我又是家里惟一的儿子。”邓波说，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他就想着工作后常回家看看。
　　单程要颠簸5天，足以让这种希望化为泡影。更无奈的是，从康定到石渠，5天才有一班客车。
　　呆在石渠，邓波才明白，和“高”比起来，“远”实在不算什么。
　　石渠县城海拔4250米，比西藏拉萨高6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城。因为高，空气中的含氧量不足内地的一半，即便空身而行，也相当于在内地负重20公斤。因为高，这里年平均气温与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长城站相仿，冬天最低气温比长城站低整整10度。
　　恶劣的自然环境以一种颠覆生活常识的方式，让这里成为令人望而生畏的“生命禁区”：由于高寒缺氧，树木无法存活，整个县城看不到一棵树；蔬菜需要从内地长途运送进来，成为昂贵的奢侈品；由于水管会被冻裂，县城住房里没有卫生间，只能使用旱厕；冬天一觉醒来，裹住脖子的被沿就会哈气成冰；开水最高只能烧到70多度，就是煮面条也得用高压锅；冬天开水泡茶45分钟变成冰；一旦感冒很难治愈，严重的还会形成高原肺气肿，危及生命……
　　据有关部门统计：石渠县人均寿命仅为58.7岁，比全国人均寿命少12.3岁。因此，在四川有谈“石”色变之说，一些人宁可没有工作，也不愿意到石渠去。
　　从到石渠的第一天起，邓波感受到了缺氧的痛苦，那是一种从后脑弥漫到前额的胀痛，随着心跳阵阵加剧，越到晚上越是强烈，整夜整夜头痛欲裂、难以入眠。随后，胸闷气短、心动过快、流鼻血等一系列的缺氧症状，也轮番袭来。由于吃不上新鲜蔬菜，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出现嘴皮干枯、头发脱落等现象。
　　身体渐渐适应后，内心的孤寂却越来越更难以忍受。县城全部是泥石路面的街道，两边是低矮的土坯房，一条街道，逛不到10分钟；严重缺电，经常收看不了电视；网络不通，报纸也是五六天之后才能收到。
　　很多时候，邓波连做梦都在大口地吸氧，吃大盘的新鲜蔬菜，看精彩的电视节目，这些普普通通的生活，在这里却成了一种奢望。
　　面对艰苦的生存环境，邓波曾经动摇过、伤心过、甚至想一走了之。特别是每一次回到山青水秀的家乡探亲，每一次接到内地同学亲友的来信，他的内心都泛起波澜，不知多少次地自问——难道自己的青春要扔在这片冰天雪地？
　　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邓波感受到了藏汉同事们给予的家庭般的温暖，感到了人与人之间从未有过的亲近：第一天到石渠，10多名笑容可掬的同事夹道相迎，县局局长薛洛是个高大的藏族汉子，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脱下藏袍披在衣着单薄的邓波身上，说的第一句话是“来了就好，来了就不要走了”。局里没有食堂，第一顿饭是在薛洛家里吃的，接着，各家各户都领着他吃“转转饭”，端出最好的饭菜款待他；每当他的寝室亮灯的时候，大家主动地来陪他，请到家里拉家常。下乡的时候，藏族同事宁可自己少吃一口，也要让邓波吃好；宁愿自己裹着藏装席地而眠，也要把床铺留给他；如果没有床铺，大家让他睡在中间，藏族同事则睡在边上……
　　就在邓波徘徊不定的时候，工作上的崭露头角也增添了他的信心。他是当时全局惟一一个“科班”出身的干部。上班后，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到一户企业查账，很快查出这户企业近两年偷漏税3万多元，令同事们刮目相看。走上工作岗位不到两个月，邓波就被委以重任，率队开展一年一度的纳税大检查。第二年底推行税制改革，许多人弄不懂，邓波通过短期培训和自学之后，连续半个多月给大家讲解新税制。1995年局里分来了第一台计算机，他第一个学会了操作，然后又手把手地教会了全局税务干部。其实，他们哪里知道，邓波在学校里只上过两节计算机课……在大家赞许和信任的眼光中，邓波感到从未有过的成就感。在那一刻，邓波意识到：石渠需要他。
　　“也就在那时，我知道，我已经离不开我熟悉的税务工作，离不开石渠了。”邓波说，“也许我会少活几年，但只要我活得实在，活得有意义，我的生命就会延长！”
　　在邓波之前，石渠也先后分来几十名内地大中专生，但大多都超不过三年就离开了。在石渠县国税局，只有两名内地汉族干部在这里工作了10年以上，邓波就是其中一个。
　　几年中，邓波学会了喝酥油茶、吃糌粑、啃生牛肉；学会了用牛粪生火取暖、做饭；学会了日常交流的藏语；学会了在严酷恶劣的环境中，像高原牦牛那样顽强地生存。像许多内地支边援藏的汉族同志那样，像长眠在石渠的烈士那样，在最艰苦的地区，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邓波选择了他的人生坐标和奋斗的基点——为共和国的税收事业扎根高原，奉献青春。
    1996年6月25日，邓波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年后，邓波担任石渠县国税局副局长。

巡征路上行程5万公里

 　 邓波是第一个分配到石渠的四川省税务学校毕业的高材生，他用所学的税收理论和纳税服务新理念，为石渠县国税局征管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为石渠县国税局捧回了一个又一个奖项：1996年获得“州级征管稽查能手”称号，1998年被甘孜藏族自治州国税局授予“一九九八年度打击偷漏税先进个人”，而他为石渠县国税局赢得的第一个税收业务奖项，则是在刚刚来到石渠县国税局的时候。
　　那时，税务干部收税是“一个包、一本票、一支笔”，根本没有纳税资料档案，税收征管随意性比较大，缺乏规范意识。为加强对纳税人的户籍管理，邓波加班加点，用一个月时间建立健全了全县的纳税档案资料，彻底改变了石渠县国税局纳税档案资料不齐、家底不清、工作不规范的状况，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国税局的征管资料单项评比中获得了三等奖，这是石渠县税务局有史以来获得的第一个税收业务奖项。
　　在只有14名国税干部组成的石渠县国税局，邓波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尽管他是分管业务工作的副局长，在全员管理模式中还兼任系统管理员、税收法制、税务稽查等7个岗位的主副岗，一旦有同志离开工作岗位，他都能顶上去开展工作。
　　在税收业务上同事们说他是一把好手，在科技兴税方面，同事们夸他是一个能人。
　　从2001年综合征管软件CTAIS1.0版试点，到2006年上半年的CTAIS2.0版上线，邓波一直担任县国税局业务组长，兼任系统管理员。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邓波学会了各个子系统的操作应用和安装，再手把手地教其他同事操作。少数干部有畏难情绪，邓波哪怕陪着到晚上10点不吃饭，也要帮助他俩学会当天的计算机操作课程，硬是把这两位藏族干部培养成办税服务厅分管纳税申报和税款征收的熟练的操作员。通过边学习边应用，边应用边交流，激发了大家的学习热情，全局同志都参与到“金税”工程工作中，今年县国税局在“推综”工作中顺利上线。CTAIS2.0版上线的头两个月，申报率和入库率均达到100%。长达半年的艰苦工作，邓波的体重由140斤下降到120多斤。
　　有一次，新领来的打印机出现了奇怪的故障——早上打不了发票，中午恢复正常。石渠没有打印机维修点，送到外地修理至少要五六天，耗费又大。邓波知道后反复琢磨，细心的他终于发现，打印机早晨无法工作是由于气温较低造成的。于是，他把自己家里的电吹风拿来，挂在办公室墙上，遇到低温就为打印机吹暖风，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最艰苦和最危险的地方，邓波总是和税务干部们并肩奋战。石渠征税的主要方式是县城集中上门纳税和乡镇巡回征收。邓波每年都参加巡回征收，没落下过一次，累积下来，他和同事们已行程5万多公里。甘孜州一位采访过邓波的记者形容说“这是生命禁区里的税收长征！”
　　收税难，难在路途遥远而艰险。石渠面积比两个成都市还大，200多个体户分散在全县23个乡镇，最近的离县城70多公里，最远的达300多公里，中间还要翻越几座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多数乡镇没有旅店、餐馆，每次巡回征收，邓波和同事们都自带帐篷和锅、碗、柴、米，出发前，全局留下的同志都要自发地为他们送行，感觉就像是一次远征。
　　在雪域高原收税，经常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特别是在终年积雪的冰雪道上行走，让人胆颤心惊。邓波记得第一次带领同事们开展巡回征收返回时，有的路段向江边的倾斜超过30度，在一处上坡路段，他们遇上了冰道，挂着防滑链条的车轮依旧滑得像涂了油似的，车轮不进反退，幸亏驾驶员手疾眼快，猛往外一打方向盘，车后轮顺势滑进岩边的排水沟，而车头则悬在了江边。在回来的路上，汽车冒着漫天风雪在白雪皑皑的山路上艰难地行驶。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分不清哪是路，哪是坑。为了不被困在山里，他和同事们用铁锹铲雪找路；汽车打滑了，他们就脱下外套铺在汽车车胎下，终于在天黑前赶回了县城。
　　外出最怕的是汽车中途抛锚、当“山大王”。2004年11月的一天，邓波和四位同事乘坐的吉普车抛锚了，四周荒无人烟，风雪弥漫，他们只能躲在车里，靠嚼冰雪吃糌粑充饥，靠唱歌讲笑话壮胆。嗓子唱哑了，故事讲完了，还是不见一个人影。晚上，气温降到零下20几度，冻得浑身直打哆嗦，尤其是脚冻得钻心的痛，他们裹着大衣和藏袍紧紧靠在一起，把脚伸到同事的怀里相互取暖，熬了两天两夜，直到救援的同志赶到。当保修工把车修好时，车上的机油早就冻了，他们将衣服浇上汽油点燃，待机油解冻后又继续踏上收税的路途。
　　一年两次巡回征收，少则半个月，多则一个月。泥石流、塌方、暴雪，随时可能让巡回征收成为一条“不归路”。
　　收税难，难在语言障碍上。刚开始的几年，邓波由于不懂藏语，收税非常困难，甚至挨过骂、挨过打。1994年3月，邓波到集贸市场上收一个牛肉摊贩50多元的税，由于语言不通，双方争执起来，结果挨了一顿拳脚，直到几个藏族干部赶来解围，才收到了这笔税款。这件事深深触动了邓波，他意识到在藏区收税，必须从语言、习俗乃至生活方式上与藏族同胞接近。于是，他开始像当年学英语那样刻苦地学习藏语。
　　邓波说，藏族同胞非常善良、淳朴，有时候只要说句“确亚”（你好）、“嘎里若”（慢走），他们立刻会对你笑脸相迎。在每年的税法宣传月活动中，邓波和税务干部们都带着藏汉两种文字的资料，坐在牧场的草地上，和牧民们讲政策，拉家常。有一次，邓波到县城的东区去收税，开百货商店的藏民布柯一开始不愿缴税，邓波和布柯拉起了家常，从改革开放带来的富裕生活，再讲到国家的税收政策，一直聊到深夜。两天后，布柯来到办税服务厅补缴了税款，他动情地说：“我们翻身农奴不能忘本，自己赚了钱，应该通过纳税来支援国家建设。”后来，布柯成了当地一名义务税收宣传员，还成了全县协税护税的先进典型。
　　邓波勤奋好学，他通过自学取得了西南财经大学财税专业的专科和本科学历。在他的帮助和影响下，全局干部学习文化业务、好学上进的的风气日益浓厚，包括4名藏族干部在内的8名干部取得了大专以上文凭。
　　收税难，还难在人情关。1996年，县国税局查出了某公司2万余元的欠缴税款，恰好邓波的妻子就在这家公司工作。公司领导向邓波求情时被他一口回绝。几天后，邓波的妻子便从出纳保管岗位，“发配”到效益最差的门市部站柜台，不仅工作辛苦，而且收入锐减。妻子抱怨他太直率，哪怕应付一下也好些，他却说：“收税不是买菜，不能随便讲价。钱多咱就多用，钱少就少用。”
    曾经有人不解地问邓波，你们费这么大的劲，吃这么多的苦，收的税还不及内地一个税务所的零头，有什么意义？邓波回答说：“国家既然把这么大一片土地上的税交给我们收，我们守土有责，一分一厘都是税，收多收少都是责！”

帮助纳税人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石渠是国家贫困县，全县6.5万人口中藏族占98.5%。这里属于典型的游牧经济区，没有骨干企业，全县国税收入基本依赖个体经济支撑，税源零星分散，近几年全县每年的国税收入都徘徊在60万元左右。如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培养后续税源，一直是邓波思考的问题。
　　石渠十年九灾。石渠人至今仍记得1996年那场百年不遇的大雪灾。大雪填满了沟谷，掩埋了公路，积雪达1米多厚，最低温度达到零下45度。当看到最耐寒的牦牛，成群成群的冻死在雪地里，看到牧民们悲伤、绝望和无助的神情，邓波禁不住落了泪。那一年，中央和四川省紧急救援，空投了大批救灾物资，让石渠人度过了这个难关。
　　石渠需要休养生息。2003年，国家出台调高增值税起征点的政策，当时，县里有人担心财政减收，要求向上级反映暂缓或“变通”执行，对此，主管税收业务的邓波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把这项税收政策落实到位。他清楚地知道，税收一头连着国家的血脉，一头系着百姓的利益。在这贫困藏区里，国税干部有责任不折不扣地将党的富民政策落实到位，将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据统计，这项政策执行以来，全县有133户个体纳税户直接受益20多万元。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业余时间，邓波都爱和当地的藏汉同胞拉家常，交朋友，嘘寒问暖。个体户们说，邓波总是笑着打招呼，最常问的两句话是：“生意还好吗？有什么困难吗？”“对税务干部执法有什么意见吗？”
　　2003年10月，内地的一名下岗女工唐晓蓉到石渠做生意，头一次进货就遇到大雪降温，从成都拉来的600斤饮料和啤酒全冻了，如果不及时升温，那些瓶装的饮料、啤酒就会冻结爆裂。初来乍到的唐晓蓉不知所措，就在这时，听说了这件事情的邓波，立刻把家里的钢炉和木炭搬了过去，当时，唐晓蓉的泪水夺眶而出。过了两天，唐晓蓉带着两瓶酒来到邓波家，她说：“我们非亲非故，你这么真心实意地帮我，这两瓶酒不值什么钱，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就收下吧。”邓波婉言谢绝了，他说：“只要你们生意做好了，多缴税，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
　　只要是纳税人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即便与税收无关，邓波也爱管“闲事”。
　　一次，他从一位纳税户那里得知，县里有关部门新出台的货车停车规定，对个体户的经营很不利。按照这项规定，个体户们的货车不能在马路边卸货，否则将受到处罚。可是，不少个体户的仓库就在街道边上，加上货车已经翻山越岭地走了五六天，如果不及时卸货，直接影响货物特别是食品蔬菜质量，为此，有的个体户已经和执法人员发生了冲突。邓波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后，马上向有关部门反映了这个问题，有关部门重新规定了停车时段，使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个体户们说：“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情，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却是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2003年，作为县政协委员的邓波针对乱收费问题，提出了《关于统一清理行政性收费项目的建议》，被县政协列为九届二次会议的第2号提案，引起了县政府高度重视，全县当年清理废除行政收费项目18个。
　　邓波在税收工作中和许多藏汉同胞结下了深厚的友谊。40多岁的藏民打洛孤身一人从青海到石渠做虫草生意，邓波每次上班的时候，都要经过他的铺面和他寒暄几句。有一天，邓波发现他的铺面一整天都没有开门，觉得不太对劲，敲开门才发现，他已经病倒在床上，一天多没吃东西，邓波赶紧买来方便面和药品。邓波临走时他挣扎着下床，拉着邓波的手，流着泪，一句话都说不出……
　　邓波常常想，在石渠这个生命禁区里，这些常年奔波在高原的贩运户，这些靠做小生意赚点钱的个体户，他们缴纳的税款虽然不多，但也是在回报国家，奉献社会。作为一名税务干部，一名共产党员，对于他们的难处，怎么能够不帮忙?怎么能够不管呢?
　　石渠需要加快发展，而发展首先要抓教育。由于经济文化落后，许多牧民宁肯让孩子放牛放羊，也不愿送去读书。2005年，邓波根据县里的部署，和税务干部们来到全县最偏远的蒙沙乡开展“普初扫盲”工作。他们筹款为这个乡中心小学100多名学生购置了寄宿的铁床、床垫、被褥和学习用品，到每个牧区做动员说服工作，邓波对牧民们说：“再穷也要让孩子读书啊，孩子们不上学，藏区哪有希望？”那一年，他们将40多个孩子送回了学校，入学率由原来的40%提高到98.5%。
　　2004年8月，邓波从一位藏族干部的口中得知，蒙宜乡16岁的藏族小姑娘达瓦拉姆考上了四川省藏族学校，可是读了没几天就因交不起学费准备退学了。邓波赶紧发动大家每人每月捐助20元，一直到她毕业为止。今年6月，毕业后的达瓦拉姆跟着她父母来到县国税局，向每一位税务干部们献上了一条雪白的哈达。
    提起邓波，石渠的许多藏族同胞都认识他、熟悉他，称他为“冲各若里亚把”（好税官）。

有一种牵挂是最执着的爱

　　生命禁区里的环境固然艰苦，但高原的景色却美丽动人。邓波常常望着海水般湛蓝天空，飘过大朵大朵的白云，望着晶莹洁白的雪峰，映照着一望无际的草原，他说，那一刻，他的心灵仿佛得到了净化。
　　在这蓝天白云之下，在雪山草地之间，邓波知道，自己的青春和爱已经融入了这片土地。在这里，他付出了青春和汗水，也收获了事业和爱情。
　　邓波的妻子是一位汉族姑娘，提起她，邓波的内心充满愧疚。
　　1998年6月3日，在老家待产的妻子住院临产，消息传来，正准备下乡巡回征收的邓波犹豫了，这是妻子最需要自己陪在身边的时候，可是，巡回征收工作迫在眉睫，整个计划又是自己一手编制的。考虑再三，他想，即便请假回家，路上也需要五天甚至更长时间，也许还没有赶到，孩子就已经出生了，还是等巡回征收后再回去。于是，邓波把心一横，和同事们踏上了巡回征收的征途，由于乡上的电话几乎都是“聋子的耳朵”，直到半个多月后返回县城，邓波才看到妻子的来信，得知她们母子平安。看着照片上儿子稚嫩的小脸，想起妻子在信中的话：“你可以不回来看我，但你总应该回来看看你的亲骨肉吧！”邓波禁不住潸然泪下。率真豪放的康巴汉子们知道后被感动了，齐声为他唱起了一首歌“什么也别说，祖国知道我……”
　　石渠是我国包囊虫病高发区。包囊虫病是一种高原地区人畜共生的寄生虫病，当地人称为高原“癌症”。2000年，邓波的妻子患上了肝包囊虫病，发现时病体已经有拳头般大小，一旦病体外囊破裂，将引起排他性、休克性死亡。邓波借了3万元钱，赶紧送妻子到重庆进行手术治疗。肝区手术危险，需要精心护理。然而就在手术后的第5天，邓波从电话里得知全州的CTAIS试点即将开通。邓波是分管领导，又是系统管理员，如果不及时赶回，很可能会影响到全州的试点工作。当时，邓波心乱如麻，望着脸色苍白的妻子，望着病床上吊着输液瓶，邓波实在是说不出口。细心的妻子察觉到邓波的焦虑，问道：“是不是工作上有什么事情？是不是局里需要你回去？”邓波点了点头。妻子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过了一会，她说：“你走吧，不要耽误工作，这里的条件好，我会照顾好自己的。”第二天，邓波忍痛返回了高原。
　　由于妻子患病的部位紧挨着肝区大动脉，手术无法切除干净，如今，她的病体又长到接近手术前的程度。正常人打蛔虫的时候，每半年服用两片“肠虫清”，而她每天都要服用六片。严重的药物副作用折磨着她的身体，看到妻子日渐虚弱憔悴，邓波心急如焚。
　　邓波的父母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家，邓波不仅不能在他们身边尽孝，儿子出生后，考虑到高原的生活、医疗条件比较差，一直放在父母那里照看。儿子今年已经8岁了，邓波却没能陪他过一次生日，给他开过一次家长会。邓波每年只能利用春节回家探望一次，每次回家，望着一年比一年老去的父母，望着一年比一年长大的儿子，邓波的心里都有说不出来的痛。每次邓波返回高原，老人和孩子都要流泪，像是一次生离死别。
　　高原物价高，邓波和妻子的工资加起来3000元左右，生活费、取暖费、探亲费，再加上妻子的手术治疗费及平时的医药费，几乎花光积蓄。如今，邓波家像样点的家当，只是一台21寸的彩电和一套沙发。
　　虽然家境窘迫，但邓波对贫困的藏族同胞却是满腔热情，倾尽全力。2003年7月在长沙干玛乡的工作调研中，他看到一个卖小百货的藏族妇女带着5个孩子、两个老人艰难度日后，立即和税务干部们一起凑了300元钱。邓波还和同事一道，帮助尼呷镇孤寡藏族老人翁姆修好了破损的住房，解决了生活的困难……邓波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经济条件再差，也比他们好过，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吧！”
　　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石渠，在远离都市的高原藏区，在祖国西南部那条遥远而艰难的税收战线上，邓波将青春和爱融入了这片土地。在他身上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境界；体现了高原藏区税务干部忠于职守、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体现了当代青年人不畏艰难、开拓进取的时代品质。
　　这，就是一名普通的高原税官——邓波在“生命禁区”里谱写的一曲青春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