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广东东莞的黄先生“十一”长假回来就收到了单位的慈善捐款倡议书。这次的捐款方式有所不同，要求限期内提交申请书，并上报银行账号，捐款额度可自己填，但最少每月要捐10元，没有上限，以后每月由银行划扣。对此，东莞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回应称，10元的标准经过调查摸底，并不过分。

　　如果这都不过分，那么过不了多久，恐怕连申请书都免了，直接像“五险一金”一样划走，只是在工资条上告诉你，成为名副其实的“慈善税”。如果这样做也可以，那么有一天当我走在街上，一个乞丐过来把我的钱包翻出来，从里面掏出10元钱，高喊一声“好人有好报”，我是否就不应该再“过分”地拨打110呢？反正这钱是用去救助人了。显然这样的逻辑不能一路扩展下去，那么师法税务机关的慈善机构何来权力来逼捐呢？做慈善不求回报，因为其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而不是一件很倒胃口的事情。因此，如果做慈善做到摊派这个份儿上，就已不是过不过分的问题，而是无耻与否的问题了。

　　以前，我们心甘情愿地把钱捐赠给国内各种慈善机构，后者花着别人的钱，还不告诉别人是怎么花的，搞得跟国家秘密似的。郭美美事件之后，公众较真儿了，非要知道每一分钱都是怎么花的，否则就不捐款。然而慈善机构大手大脚花钱惯了，自由自在花钱惯了，透明无胆，逼捐有胆。

　　在郭美美事件阴影下的国内慈善机构，有的看到了一丝知耻而后勇的迹象，有的则是破罐子破摔，有条件让你捐，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让你捐。记得不久前的一则报道，芜湖国能电力第五分公司强迫员工交“份子钱”，记者前去采访，没想到该公司安全专员对其大声咆哮：“反对我就是反对党！”但愿有一天不会出现相似的雷人雷语，不捐款就是反对党。

　　自郭美美事件以来，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等国内一些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无不是“满头大包”，虽然在压力下表态要改变，也做出了一些改变，比如红十字会推出了捐赠者信息平台，这些无疑是能够挽回一些公众的信任的。但是问题在于，慈善机构目前做出的透明程度是由慈善机构自己挑选的，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这种选择式透明和不透明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异。同样的一帮人，同样的机制环境，一下子就拍着胸脯说自己透明且高效了，有多大可信度呢？我们不能把对中国慈善的期盼寄托于周处式的浪子回头吧。

　　昨日，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江苏出席慈善大会时指出，郭美美事件反映了舆论对中国慈善组织的要求更高了，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推动，对提高慈善组织规范程度、运作水平是一个促进作用。我们希望这种倒逼，是把中国慈善逼得更透明了，而不是逼成了明火执仗的强盗。如果是前者，只能是引入竞争，没有竞争，再多的郭美美也只是把慈善的名声弄得更坏，而不是否极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