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诺贝尔奖已经落下帷幕，花开花落，热闹似乎还是别人的。尽管国人对诺奖的企盼之情已经不如前几年那么强烈，但对于这一国际上公认的科技成果表彰标志，身为科技大国的中国只是旁观者，毕竟还是一种缺憾。近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两院院士王选明确表示，中国科学家将来一定能得诺贝尔奖，但获奖时间很难预测，关键取决于科研体制、氛围、风气、杰出人才，尤其是杰出的年轻人成长和脱颖而出的环境。


    科学研究的目标


    王选说，基础研究的最高成就是科学上的重大发现或是所开辟的有深远意义的新领域，相对论、量子力学和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均属这种百年一遇或五十年一遇的伟大成就。像杨振宁等六位获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和数学家陈省身的贡献，是迄今为止国内科学家所望尘莫及的。中国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应该有高的目标，即追求科学上的发现和源头创新，并为此作长期不懈的努力。而基础研究的成果评估标准并非只是获得奖项，论文能够在国际顶尖刊物上发表，并有大量正面的引用，或者有人沿此方向做出新的探索和突破，都可以作为成果评估的主要依据。如黄昆先生的文章和著作有8000多次被引用；王淦昌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证实中微子存在的方法，由于在国内无法实现，只得写成文章在国外发表，结果美国人看了文章后用此方法做出实验，获得了诺贝尔奖，王淦昌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至于技术科学，其最高成就是深刻影响工业界和人们生活的重大发明创造。如获诺贝尔奖的五项发明——晶体管、集成电路、激光器、CT和核磁共振就是典型的技术科学重大成就。王选指出，原创性的重大技术成果最终必然是推广应用和大量进入市场，甚至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也是评价技术科学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准。例如200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核磁共振，发明于20世纪70年代末，2002年评奖时已有2.2万台核磁共振成像仪在世界各地使用，受过医学检查的人数达6000万人次。有时产业化并不是由发明者及其所在单位完成，但只要最终深刻影响工业界和市场，人们不会降低对重大发明者的评价。


    近期国家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技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战略基点。在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内，特别是像通信、计算机软硬件和计算机应用这种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一项创新技术对工业的影响、是否推广应用和大量进入市场应该成为评价成果的最重要标准。王选说，自主创新的技术，转化成商品，表现出很好的性能价格比，在中国市场上居领导地位，应该成为科研的重要目标。但目前国内的科研环境、评估标准、提职称条件等等往往并不鼓励这种目标。对于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有时仍把SCI、EI的文章数作为重要评价指标，这是很有害的。


    高技术和新产品是核心，诺贝尔奖只是个副产品


    丁肇中曾经说过，“把获诺贝尔奖作为科研目标是很危险的”。对此，王选深表赞同，比如研究通信技术的应用科学研究中心——贝尔实验室，其主要奠基人尤厄特就提出“应用创造性的科学知识于技术发展”的方针，把高技术和新产品看作贝尔实验室任务的核心。为了未来长远市场的需要，贝尔实验室需要发明取代电子管的新器件，为此花了10年时间，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初发明了晶体管，这是后来集成电路、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重要基础。恰恰是奠基之初以“高技术和新产品为核心”的科研方针，使并不专注于诺贝尔奖的贝尔实验室却产生了11人次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王选说，中国现在还没有像贝尔实验室那样高水平的应用科学研究单位，但贝尔实验室的目标、方针值得我们学习。在应用科学领域内，不能把获奖、SCI、EI文章作为目标，而应该有持续奋斗十多年，不断创新，最终使高技术产品在市场上雄居榜首的决心。


    给杰出人才创造优越和宽松的科研环境


    对于已有充分证据确认是真正杰出的人才，王选建议采取十二字的政策：给足钱、配备人、少评估、不干预。


    给足钱：王选介绍，丁肇中获得经费的办法很简单，他决不会承诺他的研究一定会有什么成果，他只是对主管经费的人说：“假如你在我这个领域能找到比我更好的科学家，那你把钱都给他；假如找不到比我更好的科学家，那你把钱都给我。” 优秀的学术带头人往往痴迷于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科技“攻关”能力，但往往缺乏“公关”能力，而后者是获得经费，有时甚至是“骗取”经费的重要因素。王选认为，对于杰出人才领导的团队，要稳定地给予5年的经费支持，不要让他们为经费而四处奔波。


    配备人：大学是科研人才的重要培养场所，而多年以来流传这样的说法：中国名牌大学的本科生质量最高；硕士生差一些，因为最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大多出国了；博士生更差，因为很多优秀的硕士毕业生也出国了。王选认为，随着国家的强盛、国内科研条件的改善，这一现象会逐步好转，硕博连读的做法也有助于提高博士生质量。杰出人才不能一个人打拼天下，必须给他的团队配备优秀的研究人员，特别是创造条件使他们能招到非常优秀的研究生。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尚远，但中国人口众多，不乏一流的、潜力很大的大学生，中国中学生在奥林匹克竞赛中屡屡获奖就是很好的证明。华人中唯一获得计算机科学最高奖——图灵奖的姚期智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他已定居并任职于清华大学，他对清华大学学生水平的印象很深，认为并不亚于西方名牌大学。


    少评估、不干预：目前，国内各大学和科研单位对于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的业绩评估存在简单化、一刀切现象。王选说，作为管理的一种手段，业绩评估不可避免，但对于不同学科、特长不同的对象要区别对待。对于有些大学实行的“没有取得博士学位，不能当博士生导师”的做法王选持不同意见，因为照此规定，中国光学机械的奠基人王大珩先生就不能当博导。


    王选指出，对于有非凡特长的个人或单位，要忽略他们的某些短处。杰出人才不是全才，对他们不能求全责备。华罗庚、贾兰坡均未上过大学，爱因斯坦考大学时化学不及格，黄昆1944年留美考试时语文只得了24分，如果按现行标准考核，他们连科研的门槛都无法进入，更无法取得以后的成绩。相对而言，西方科研机构对于杰出人才的评估干预就少得多。在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沃森从事此项研究过程中，他所在的剑桥分子实验室从未要求他填写过研究进度报告或者考绩表。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怀尔斯1984年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后，面壁九年，不发表一篇文章，于1994年最终证明了费马大定理。王选感叹，一个教授九年不写一篇文章而没有受到任何考核的干扰，这正是杰出人才最需要的宽松环境。其实，杰出人才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进度比任何外人都关心、都着急，所以有关机构大可不必操心，应该给杰出人才充分的科研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