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负担过重，税赋过重，一直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但到底重到什么程度，由于我没有切身体验，感受不深。最近因私回了一趟老家，才深切感受到农民的艰难，农民的苦处。

我有一个妹妹在农村，一家三口去年上交各类费税1398.50元，这还不包括以资代劳的摊派，还不包括正常劳力每年两个月的义务工。1398.50元对有些人来说或许还不是很高的数字，但我的老家是国家认定的山区贫困县，对于我们那里的农民来说，已经是不堪重负，因为我们那里人平只有0.5分水田，山上也没有什么出产。三口之家1.5亩田，一年收一千多斤粮食，只够填饱肚皮，没什么收入。至于养牛、养猪、养鸡及其他农副产品，由于市场疲软，价格低，也赚不了什么钱，农民拿什么上交那么多税费呢？

谈到纳税的问题，有人或许会说，国民纳税，自古而然，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农民不纳税，村干部吃什么？乡镇干部吃什么？县里的干部吃什么？这些道理自然都是对的。而且国家规定，农民的税赋不能超过上一年收入的5％，可是我们老家农村的税收远远高于5％。最近几年，国家三令五申减轻农民的负担，实际效果不大，有些地方还越来越严重。农民的税赋太重，必然会引发农村的经济危机，严重影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说到底是个体制问题。一个村，支书、副支书、村长、副村长，会计出纳，治安主任，妇联主任，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一个乡镇，少则在四百，多则五六百人；一个县，用“成千上万”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这些人要吃饭，要坐车，要住房子，要出差，要发福利，一年得多少钱开销？如果再多吃一点，多占一点，花费就更大了。现在县以下工业普遍不景气，他们不向农民要向谁要？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多次精兵简政，其结果是有些机关越“简”越大，干部越“简”越多，恶性循环，不能自拔。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体制问题，彻底精简机构精简人员。对机构、人员编制和费用开支，必须用法律的形式进行规范，任何人不得违反。并且严厉惩治腐败，落实各项制度，使各项开支在规定的范围之内。惟有如此，农民的负担才能够减轻，农村经济才有发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