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自去年的财政收入低增长乃至负增长局面骤然出现反转。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全国财政收入6867.47亿元，同比增长19.6%；与之相应，年内累计财政收入降幅也已大幅收窄至2.4%。

　　财政增收主要来自非税项目。今年上半年，全国税收同比下降6%，非税收入则同比增长31.4%，尤其是5月份，非税收入更是创下同比增长130%的惊人纪录。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种突击式的、配角充当主角的现象至少带有两点正面效应：其一，在企业经营依然困难、与之高度正相关的增值税、所得税等主力税种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非税收入拾遗补阙当可部分缓解收支矛盾；其二，在乱收乱支反复发作、大量预算外收入长期缺乏刚性约束且日益固化为小集团利益的情况下，非税收入颗粒归仓收缴国库当可显著推进预算透明与公平。

　　然而类似增长毕竟难以长期保持，究其原因，最为直观的一点是，近期非税收入猛增主要来自政策驱动，即此前财政部下发《经验，专就这类结果着意矫正但又保持外围制度基本不变，其效果往往都是可疑的。

　　但凡财税改革，首先要考虑的必定是如何绕开“黄宗羲定律”中的“积累莫返之害”。具体就非税收入而言，目前正在快速推进的集中收缴还只是次类难题，更艰难的任务则是，如何防止那些既有动机又有能力的地方政府“堤外损失堤内补”。

　　纵观一路走来的中国财税改革，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是，伴随多次的“预算化”、“集权化”改革，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不降反升。仅以2007年为例，当年全国全口径财政收入7.76万亿元，而财政部公布的全国财政收入仅为5.1万亿元，两者相差近2.7万亿元，这还不包括数额同样巨大的隐性债务以及来自银行的“第二财政”。

　　从理论上来说，面对普遍存在的财政短缺状况，地方政府可以选择的对策有两条：一是促进经济增长，获取更多税收；二是利用模糊产权，增加非税收入。这两项原本很容易明辨优劣的选项，因为前者见效慢、约束多，后者见效快、约束少，从而在实践中经常出现前者让位于后者的不正常现象。

　　以往多次“预算化”、“集权化”改革的初衷，都是为了矫正地方政府行为失范，但其派生出的副作用却是，中央政府正“税”清“费”的努力，往往刺激地方政府更深地侵入产权模糊地带以补足既有财权。由此导致的恶果是，中国的实际税负水平一路攀高至世界前列。

　　打破上述悖论继而全面建设“全预算”国家的必要条件至少有两个：一是深刻改变现有官员考核体系和任命方式；二是明确界定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以及各级政府之间权利、义务的边界。有了这两项保证，非税收入的增或减才能成为正常现象。